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这段时间我疯狂改车，并且和朋友开了一个改车的铺子。大家觉得还是车好，好的车子比女人安全，比如车子不会将你一脚踹开说我找到新主人了；不会在你有急事情要出门的时候花半个钟头给自己发动机盖上抹口红；不会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对你说我正好这几天来那个不能发动否则影响行车舒适性；不会有别的威武的吉普车擦身而过的时候激动得到了家还熄不了火；不会在你激烈操控的时候产生诸如侧滑等问题；不会要求你三天两头给她换个颜色否则不上街；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加黄喜力的机油否则会不够润滑；不会在你不小心拉缸的时候你几个巴掌。而你需要做的就是花钱买她，然后五千公里保养一下而不是每天早上保养一个钟头，换个机油滤清器，汽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两万公里换几个火花塞，三万公里换避震刹车油，四万公里换刹车片，检查刹车碟，六万公里换刹车碟刹车鼓，八万公里换轮胎，十万公里二手卖掉。

一凡说：没呢，是别人——哎，轮到我的戏了明天中午十二点在北京饭店吧。